顾则徐
三
当男性把女性作为获得发泄快感的独占对象时，一方面，男性也需要女性受孕以延续自己的血系；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的受孕必然导致“少女”形象的失去，降低和限制男性性交快感的持续高度和连续。这是一种普遍的矛盾。男性无法逃避这一矛盾，而女性更希望能够受孕生子，以通过子代对丈夫的血系延续来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更强化了这一矛盾。对具有足够“能力”的男性来说，解决这一矛盾有几种途径：一，推动一夫多妻制度的实行，以使自己“始终”有一个年轻的妻子来保持自己的性趣；二，对没有“能力”的男性的妻子、女儿进行侵犯，对她们进行骚扰、通奸、强奸乃至规定初夜权；三，推动妓女制度的实行，造就一批专门提供插入的“少女”队伍进行玩乐。
妓女制度有不稳定与稳定两种。不稳定的妓女制度是以妓女快速淘汰为特点的制度。造成妓女快速淘汰的自然原因，是妓女的怀孕、生育，因此，为了最低限度地降低妓女淘汰的速度，就不得不限定妓女出卖身体的程度，用陪酒、歌舞刺激男性的勃起快感，尽可能地延缓妓女接纳嫖客向她们插入的年龄长度。当女性避孕技术与妓女制度结合时，妓女就不再需要延缓插入的年龄长度，卖淫就可以更直接了当，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接纳嫖客的插入。这样，从妓女中就分解出了专门的以歌舞音乐等表演为主的艺术家，专门出卖身体的妓女就成了真正专业的妓女，这就是稳定的妓女制度。可见，女性避孕技术在妓女制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避孕技术越少使用，则妓女越“艺术”，越“高贵”；避孕技术越成熟和使用，则妓女越仅仅是妓女。这也是现代娼妓只有身体、没有艺术的技术原因。
避孕技术有两种，一是导致绝育的避孕，一是导致暂时不育的避孕。人类也许很早就掌握了女性绝育手段，但在人口紧缺的时代，这种技术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妓女身上，女性绝育技术有了需求，但它的使用有着极端残酷性，是对女性生育权利的彻底剥夺，进一步降低了妓女的地位，强化了她们的绝望。导致暂时不育的避孕技术的发明则降低了避孕的残酷性，使妓女有了做母亲的可能机会，对改变两性关系等问题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直接的角度看，女性避孕技术延长了女性的“少女”时代，使女性更“美”，使男性有了更多“愉悦”地插入机会，使女性在男权统治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男性的性欲。但是，男性血系的延续需求又限制了避孕技术的推广。不仅如此，为了维系血系的纯洁性，为了适应由女性生育形成的性交停顿期，为了维护“母亲”的地位即家庭的完整性，男性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性交原欲进行抑制，甚至必须推行禁欲主义观念。因此，在男权时代，在性的方面，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成了伪君子，嘴上高喊着道德，内心则想入非非，从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突，导致人格扭曲，这就是所有的经典宗教都把“色”当作绝对的魔或罪的基本原因。
由于避孕技术刺激了人们的色欲，为自由的性交提供了技术条件，因此，男性的伪君子禁欲观念又会拒绝避孕技术的推广，以减少红杏出墙的几率，使女性增加越轨后怀孕的危险。但是，男性阴暗的偷情、强奸、嫖娼需求又刺激了避孕技术的发展。避孕技术不仅是女性的，而且也是男性的，女性的不怀孕也等于男性不“怀孕”，使男性可以自由地纵欲。而男性在婚外性交中也要学会持精不泄或体外排精的控制方法，即主动避免使性交对象怀孕的“危险”，又尽量保持自己旺盛的性交能力，这就是中国古代以道教为主要提倡的“御女多多益善”养身术中，反复强调“持精”之论的深层心理。
避孕技术的广泛推广是由女权主义运动造就的。所谓女权主义，是女性向男权主义和制度进行挑战并争取女性权利的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女权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激进的甚至极端的倾向，从总地来说，称之为女性主义运动更为妥当，它是确定女性独立人格和两性平等的运动，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女性主义运动也是人类的两性平等运动，不仅由女性为主体，而且大量“现代意义”的男性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但是，一切革命从一开始都具有矫枉过正的特征，相对于男权主义和制度，女性主义运动就激进地成为了围绕权利的运动。正因为是本质上的女性主义或两性主义运动、形式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因此，女权主义运动就几乎涉及了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一种复杂、混乱但却强有力的运动，以显著或不显著的方式全面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性关系。
不管女权主义运动是哪种类型、哪种派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女性试图根据自己的想法控制生育机会，把自己从为男性延续血系的工具性地位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切女权主义运动的自然基础。当女性始终陷在怀孕、哺乳的不断循环中时，不管她是女王还是村妇，由于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就不可能成为具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女性，这也是失去生育能力的中老年妇女更能够建立自己权威的原因，是媳妇熬成婆的规则。
要做到控制生育机会，女性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拒绝性交达到避免受孕，这除了个别具有强烈意志的女性能够坚持外，大多数女性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够做到，女性性交原欲的促动使这一途径不能成为普遍的方式；因此，另一条途径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即，用避孕技术避免受孕。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温情和性交合作使男性作出平时不愿意的承诺并付出代价，使懦弱的男人成为为国捐躯的英雄，使战场上的英雄成为拿腔捏调的小丑，让男人戴上安全套则容易得多。即使男性拒绝采取避孕措施，女性也可以在事先或事后自己进行避孕，甚至可以背着丈夫采取永久性的绝育措施。
避孕套——以避孕套为代表的全部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推广和广泛使用，是人类第一次以技术的手段全面改变了性交方式，是性交方式的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对整个人类历史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可以说，避孕套改变了人类。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一切的发明都没有避孕套的发明、推广和广泛使用较之人类更有意义，——避孕套从人类最自然的性格意义上改变了人类；也没有任何的革命比避孕套的发明、推广和广泛使用更具有革命性意义，避孕套从人类最自然的关系意义上改变了人类。
对性交本身来说，首先，避孕技术——避孕套、避孕药物和现代医疗——使性交与生育分解了开来，使性交不再一定导致生育后果，大大改变了人类学的自然规则，从根本上打击了男权主义和制度，削弱了通过提高生育率保证男系血统遗传的习惯力量。其次，由于避孕，性交就不再是为生育的性交，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为性交的性交，重新为两性共同确立了性交的绝对快感原则，大大提高了两性在性交过程中的快感程度，特别是对经过长期压抑的女性来说，性交快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再次，由于两性性交责任性的降低，就刺激了两性偷情的倾向，特别是对女性来说，由于不再受着长期连续的怀孕、哺乳困扰，性欲的解放导致爱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相对降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形成女性偷情率的高速增长，从而，便形成了性交关系多重化的浪潮，性自由成为男性和女性共同的习惯语词（反对性自由的人士也不得不使用这个语词）。再再次，避孕措施的普遍使用强化了人们性交的技术意识，两性共同的快感追求使彼此更注重性交过程中的感受，一方面，削弱了男性的独占意识，使狭隘的贞操观、贞洁观失去了支撑能力；另一方面，特别是女性的嫉妒意识获得了解放，避孕既使家庭人口增长成为一件自我控制的事，也使一夫多妻制失去了存在理由，从而导致了一夫多妻制最后的消亡。
避孕技术的推广和普遍使用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基础，虽然女权主义运动通常总是认为经济问题是女性地位的核心问题并在提高女性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是近百年来流行的经济决定论的表现。其实，人身问题才是妇女解放的首要问题，只有当妇女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运动时，才能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的解放，这就象奴隶的解放运动一样，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人身问题、政治问题。一个富婆可能只是个只有她自知的低贱的性奴隶，一个普通农妇则可能是个解放了的快乐女性。一箱避孕药比一箱金钱更能解放一个妇女。这就是中国古代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方面有所创造的女性多是妓女、宫廷妇女、女道士、寡妇的原因（她们有一定的可连续支配时间）。当然，避孕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是从最自然的角度给女性带来人身解放的技术，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解放则仍然要依赖于广泛的女性运动，但是，女性只有当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性对象和生育活体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解放。
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运动全面地改变了人们的性交方式。总的来说，首先，女权主义运动全面提高了女性的独立意识，逐步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从单方面被男性选择作性对象演变为了双向直接的性选择；其次，女权主义运动确立了女性的自信心，争得了发表自己真实意思的权利，提高了女性在性交中的快感强度，减少了性冷淡，并使女性能够直接地表达性交快感，降低了性交过程中的羞涩程度；再次，女权主义运动逐步使女性获得了对子女的独立抚养权，使女性的生育成为了自觉生育，形成了女性对性交后果进行控制的意志，把理智加入了性交过程；再再次，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成就是最终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唯一地位，彻底否定了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即，从此，夫妻双方可能都会容忍第三者的存在，但绝对不能容忍和允许有两个妻子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法律也将此确认为了一种罪行，这样，如果说男性仍然独占着女性的话，那么，女性也开始独占了男性，是以男性为主的双向独占（男性至少仍然独占着子代的姓氏延续权）。
总之，避孕技术和女权主义运动导致了男性独占女性的时代的终结。如果说男性本是自由的话（其实当使女性失去自由时，男性就也是不自由的），那么，这一时代的终结就体现为女性的解放，是女性在性交过程中的解放。但是，女权主义极端意识也会在一些女性身上，导致出现两种相反的偏向：性放纵和性封闭。性放纵又有两种：一种是“解放”的性狭隘化，女性解放仅仅被理解为了性解放，因此，就只是通过性的解放——放纵——实现人的解放；一种是“解放”的性专制化，女性解放被定位为了对以往男性性专制地位的模仿，因此，就通过对男性的性玩弄、强暴、购买等专制实现解放。性封闭与“权利”的极端化有关，把权利理解为了女性解放的核心，在一些已经获得某种社会权利的女性身上，性与权利被合为了一体，虽然她们可能会为了权利而“提供”性，但通常更会为了保守权利而保守性，从而养成性的封闭状态和心理。
最广泛的性交方式变革来源于性表现、性信息传播和性交往方式的变革。性表现方式的变革体现在文学、艺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最主要、最集中地体现了性表现方式变革的是服饰的变革。与服饰的发明对性所导致的结果相反，这一次服饰变革不是增大服饰掩盖身体的面积，而是由三个特点构成：一，减少服饰对身体掩盖的面积，虽然仍然保持着对两性性器的掩盖，但却扩大了性敏感区域的暴露，由于女性美的突出仍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惯性，因此，这种暴露特别体现在了女性的身上；二，追求服装的透度，即，虽然仍然用服装掩盖着身体，但却通过服装料子特性和制作使身体的形体结构、肌肤获得“间隔”的直观体现；三，用特定的服饰形式突出、暗示性器、主要性敏感部位的存在和性状。因此，两性，尤其是女性，与传统包裹身体的时代相比，都具有了性感的形象，人们举目所见，都是一个个性特征明显的女性，和越来越多的这种男性——性状显现着的“女性化”了的男性。
此外，摄影技术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性表现。摄影技术与绘画技术有所不同，绘画的写实性具有明显的操作者个性特征，不同的画者所画的同一对象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绘画无法做到“完全”的写实，而摄影（照相、摄像）的技术要素具有一定性，对同一对象可以重复“相同”的写实，当人们认可了或适应了摄影结果与摄影对象之间的同一性时，便也确认了摄影的完全写实性。因此，绘画的美主要决定于绘画者，摄影的美主要决定于被摄影者（非写实的艺术摄影不在此论）。当人们通过摄影表现自己的美时，由于摄影者的被动性，因此，人们就必须面对镜头充分展示自己，其中，也必然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感。由于摄影越来越成为了人们进行自我表现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方式，因此，就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性表现欲。
性信息传播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自身性信息的直接传播，一是性文化信息的传播。人们自身性信息的直接传播是人们通过个别的、直接的身体位置接近、通信、通讯进行的性信息交流。性文化信息是通过人群和书报杂志、艺术、影像等文化形式对性的泛化呈现，从而形成对接受者的性刺激。性信息的传播是古已有之的。现代性信息传播的变革是性信息传播方式、内容、数量的变革，它是建立在人口的高密度、新闻密集、艺术形式多样、图片和影像泛滥基础上的，是与信息时代的形成密切相关的。这一变革导致了人们受着空前的性信息的骚扰、攻击和冲击，几乎不能脱离出性的氛围获得宁静，经常处于躁动当中，就象《子夜》中刚下码头的老太爷，举目所见，都是令人晕眩的两件东西。
交往方式的变革体现在交往对象的人数、交往的空间距离、用于普遍交往的时间、具体交往的速度几个方面。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空前的聚居，每个人交往对象的人数已经是无法计量了，其中，当然也包括着不可计量了的“异性”。交通和通讯技术、手段的进步使人们可以进行交往的空间半径不断扩大。由于家务劳动所需要时间的减少，由于女性普遍地走出了家庭，两性所发生普遍交往的时间已经扩大到了一天时间的绝对大比例。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某个人与某个人之间所需要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这也包括两性交往的时间缩短，即，人们进行具体交往的速度加快了。这样，就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对性交对象的选择方式和获得勃起、张开快感的机率。
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人们寿命的延长和体质的改变普遍提高了性需求总量和性欲强度。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对性需求总量的提高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两性总的性需求获得增长，这是可以由两性人口总数和两性寿命总数的增长体现的；二，两性性需求方式有了多样化增长趋势，比如，随着更年期以上妇女人口数量的增长，其性需求方式就越来越有了重要意义，而当老年妇女人口较少时，其性需求通常是被压抑的；三，从男女两性对子来说，由于年龄的增长，其性需求时间也就随着年龄而发生了延长。人们体质的改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后果，对性来说，食物结构、性质的改变对普遍提高性欲强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复杂的经济原因，食物生产越来越追求产量，而动植物产量的重要提高方式就是缩短其发育周期和强化其发育程度，这种被改变了自然规则的动植物作为人的食物后，必然也悄悄地缩短人的发育年龄，并刺激人的发育程度提高。同时，工厂化、快餐化的粗糙的食品加工方式又强化了对人的性刺激（直接的和间接的利益集团一般不会承认这些将改变人类的体质，但进行产品推销时则又会宣称如何如何有益于人们的“健康”）。从而，就使人们的性欲强度越来越趋向了提高，有了越来越强的性敏感程度和兴奋程度。
四
由以上可知，人的性交并不是仅仅简单的插入——接纳关系，它总是体现为一定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反映或包涵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现代人们的性交是特定的现代两性之间的性交，有着特殊的历史性。从直接性交过程看，性交作为人的机体运动，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性交过程中感觉、情绪、意志、想法等等，是人的精神体现，是人的心理的典型体现和集中爆发；性交中的动作、节奏、场合、情景等等，反映了人们特定时代的观念和人文背景；两性之间的组合关系既是一种特殊的两性关系，也体现了人与人的一般关系和社会关系；性交发动的原动力和生殖倾向是人的类性的体现——比如一个种族与林海感一个种族人口之间的性交往被看作了自然的、合理的，是“同类”的性交往；等等，总之，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都会在性交方式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
现代性交对象的选择，是父权制度建立以来最自由的时期，也是更自由的时代的开端。但是，父权主义和制度还远没有彻底走出历史的舞台，在一些地区甚至仍然占有着强力统治地位，人们子代的血系关系仍然由男性所独占着。因此，在总体上，女性仍然是土地，男性仍然是播种者；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仍然处于相对被动、从属的地位，在性交对象的选择中，男性仍然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女性则仍然相对地被动。
但这种情况的改变是非常快速的。现代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体性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两性性交需求被宣布为自然的和正当的，双方的自由恋爱在总体上延缓了人们的结婚年龄，离婚和再婚都由法律确定为了两性的自由意志，因此，女性的贞操和贞洁观已经失去了人们的意志和法律支持，女性已经不需要用贞操和贞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二，当丢开了贞操和贞洁约束的女性走出（父亲或丈夫的）家庭时，实际上是走出了男权直接统治的范围，有了空前的自由，从此，不仅仅男性用抛弃威胁和羞辱女性，而且，女性也越来越多地用“背叛”威胁和羞辱着男性了，而由特定历史造就的对男性抛弃女性的普遍谴责又掩盖了女性对男性进行抛弃的残酷性，使女性获得了“历史”的法权，更刺激了女性自由度的提升，甚至经常呈现为一种女性专制；三，女性已经不仅利用现代法律对女权主义的偏向，在婚姻中争夺经济利益和更多的人身权利，而且，也越来越向男性争夺起了子女的归属权，并逐步争取着对子女姓氏的所有权，从根本上挑战、限制和扫荡着日暮途穷的男权主义和制度。可见，现代两性性交选择正处于过渡的和混乱的阶段。
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晰化、主导化了，即，两性性交选择越来越以爱情为标准，甚至，在法律上——比如中国的相关法律——已经确立了爱情的绝对地位。但是，这当中有着时代性的理性谬误。爱情虽然是人们建立性交关系的“理性”标准，是两性性交关系的趋向，但是，这并不等于是维持婚姻和家庭的唯一标准。婚姻关系一当建立，家庭一当组建，爱情就并不是唯一的基础。爱情是人类的特殊情感，具有多变性，婚姻是一种自然基础上的制度性两性特殊关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实体，婚姻和家庭是以稳定性为特征的，延续了的婚姻和家庭并不一定是具有爱情的，当婚姻和家庭以爱情为唯一基础时，必然导致婚姻和家庭出现游戏化倾向，因此，婚姻和家庭一当形成，责任就成为了重要的基础。由于爱情是一种两性情感，是不可量化的，人们可以对爱情有多种理解和判断，因此，当爱情作为婚姻和家庭唯一基础时，就等于是把大楼建立在未经勘测的地基上，运气好则刚性程度高，运气不好则是一片淤泥。婚姻和家庭的基础只能是双重的，而事实上，一切婚姻和家庭都在爱情和责任两个方面进行着平衡。因此，现代两性性交对象的“理性”选择过程有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阶段；当两性试图用婚姻和家庭巩固、稳定彼此的“爱情”关系时，则进入了以爱情和责任为双重基础的阶段。
由于婚姻和家庭在现代是一种由法律所确定、认可的制度，因此，婚姻和家庭的建立首先必须获得法律机构或法律所认可的机构的准许。这种准许有两层意思：一，两性关系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必然是排除了某些被法律制定者认为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两性关系。二，即使两性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申请者仍然可能受到机构官僚主义的干扰、约束甚至压迫，机构官僚随时可能要求收取费用，可以要求贿赂，可以增加手续程序，甚至直接以某种无关的审美、政治、经济等理由讥嘲、延宕、拒绝申请。这样，当两性是以走向婚姻进行选择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选择“标准”化，用理智面对爱情。其次，由于婚姻关系一当形成，其解除又必须进入法律机构或法律认可的机构更烦琐的准许程序，而且，不能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又很大，因此，一方面人们不会轻易地解除婚姻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就拒绝获得这种从“结婚”开始的法律认可。
就象在父权制度绝对权威的时代也不能避免出现单纯、热烈的爱情冲破樊篱的个别现象一样，在现代，越来越解放了的男女更是会越来越多地绕开法律的约束，自由地结成仅仅“自己”认可的婚姻关系，采取自由契约的同居方式，组合甚至只仅仅自己认可的家庭形式。事实上，法律制度要远远晚于婚姻和家庭的出现，因此，它并不是约束人们婚姻和家庭的唯一方式，当现代国家把它作为唯一的婚姻、家庭认可制度时，在其强大的表面形式下，必然有着虚弱的内在性格，体现为一种虚伪的国家人格。当两个爱着的异性热烈地滚动在床上时，房门外的法律可能仅仅是种噪音，是一种强盗加无赖的破坏和干扰。
两性性交对子的不稳定导致了现代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婚姻、家庭的不稳定虽然是两性解放了的结果，是一种趋势，但它并不等于是绝对的或完全的进步。在这种不稳定的初期，即当人们还对离异者觉得另类时，最受伤害的是由性交形成的孩子。但从总的趋势来说，孩子们最终总是会适应现实的，而且，从概率上讲，这些成长了的“孩子”更可能进一步推动婚姻和家庭的不稳定。所以，真正最受伤害的，恰恰是女性自己，特别是那些更年期以后降低了性交欲望的妇女。由于性交原欲的自然弱化，在婚姻和家庭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中老年妇女在性交对象选择的竞争中就处于了劣势，将越来越受着孤独的煎熬。而她们的命运反过来又会刺激年轻女性对性的态度，从而可能导致三种倾向：一，希望获得贯穿终身的稳定的婚姻，但面对着不稳定的婚姻环境，信心又经常受到干扰，每天用疑虑的眼光考察着进门的丈夫；二，趁年轻的时光，抛开各种所认为的桎栝，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滋润；三，强调权益特别是经济权益在性交对象选择中的重要性，进行人生“储蓄”，为将来作好非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打算。
在性交选择的自由环境中，由于男女两性的生理、心理差异，就形成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由女性在性交过程中的吞噬能力强于男性发泄能力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女性吞噬能力通常要远强于男性的发泄能力，某一个男性越来越不能满足某一个解放了的女性的吞噬欲，女性的性痛感就越来越强烈。因此，解放了的女性不能被满足的性欲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从而也成为了女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二，男性更有获得多个发泄对象的倾向所造成的后果。虽然女性丢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但女性总是倾向于从所爱对象处获得更多，因此，一般来说，女性更趋向于与单一对象发生性交关系。男性虽然会爱某一个女性爱得疯狂，但更具有多多播种的倾向，更不容易拒绝与另一个女性发生性交关系——有些道德主义的男性通常会用内疚的自责使自己得到心理解脱。这时时会成为威胁婚姻或爱情关系中平等关系的因素，经常提醒女性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得不原谅的自然的或道德的不平等。
由于女性有着明显的更年期，而男性更年期并不明显，因此，在自由选择性交对象的环境中，可以实现性交关系的两性人口就发生了明显差额，即，追逐异性的男性人口要远远大于需要异性的女性人口。这一现象加剧了人口的流动。总地说来，人口的流动根据着地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和国家的女性人口，较之男性人口更有优势地不断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流动，从而，就造成了人口中两性比例的失调。当女性人口的流动量或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落后地区的女性人口就发生了绝对短缺，男性性饥荒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发达地区，具有性交需求的女性人口则可能超过男性人口，反过来强化了女性的性饥饿程度。这也会导致新的情况发生：落后地区的“美女”流向发达地区，并越来越成为发达地区中的女性“上层”，而发达地区“富余”出来的“丑女”则开始招纳落后地区的“美男”，随之从发达地区的女性“上层”演变为女性“中层”，而她们招纳的“美男”又由于拥有情感的天然接近性，具有了与“上层”美女进行通奸的优势；而落后地区“仅剩”的“丑女”则具有了成为流动的或间歇的娼妓机会和心理，“过剩”的“丑男”则强化了流动的或间歇的强奸、嫖娼、偷情动机和行为。
随着两性性交关系交叉机率的提高，性病发生的概率也发生了增长。虽然医学的进步不断减弱了性疾病的后果，但由于全球性的性交关系交叉，性疾病的品种也会层出不穷（人类各个种群适应环境的差异性交叉所导致的互不适应状态；病毒适应了人以及“地理的人”后的新变种；等等）。当人们能够对付淋病、梅毒之类古老的性疾病时，更危险的艾滋病出现了。当有一天人们沉浸在控制了艾滋病的狂喜中时，又一定会有新的令人恐惧的疾病出现。疾病以最简单的方法直指人的生命，不存在与人有任何“商榷”过程，所制造的恐惧必然导致人的性交行为受到约束。性疾病的蔓延反过来又抑制了两性性交关系交叉机率的提高。
在两性发生插入——接纳关系的预备期，理性的避孕计划是必要的技术要素。所谓避孕计划，包括避孕和不避孕。避孕包括安全的、工具的、药物的、手术的方法和措施，有不受孕和卫生两方面的目的。不避孕是自然的、以受孕为基本目的的性交方式。由于不避孕是为了“受孕”，而现代妇女大量的家庭外活动要求降低受孕机会到较低次数，而避孕则不仅为了不受孕，而且也是为了多方面的卫生需要，因此，避孕就是普遍的要求。避孕计划是两性共同的意志体现，是两性之间互相尊重特别是对女性进行尊重的必要，是两性对性交进行平等、积极控制的基本方式。可以认为，避孕计划是直接性交过程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它体现了现代性交过程的理性精神。
避孕方法的实施和两性语言交流、情景、场合，以及一切促进性交过程顺利进行和平衡、提高两性性交快感的技术、手段，总合体现了现代文明程度，体现了性交双方的文明程度或现代性。因此，现代两性性交并不是在任意时间、任意场合的脱裤子行为。一切随意时间、随意场合、试图表现自己野性的性交行为，只是打着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幌子的反现代主义，甚至就是兽性行为或原始行为。
现代性交是以绝对快感为主要原则的。这种绝对快感不是单性的，而是男女两性共同的。因此，现代两性直接的性交方式不包含任何道德意义，完全取决于两性自己的选择和磨合。非常重要的是，在绝对快感原则的支配下，两性在性交过程中的全部语言内容和情感表达，都不具有道德意义，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在男权独占女性的时代，直接性交过程中的语音内容和情感表达是受着道德约束的，对女性来说尤甚）。这些构成了直接性交过程中的现代非道德性。直接性交过程的现代非道德性是性交现代性的基本准则。任何用道德规范评价、干涉、约束两性直接性交过程的行为，都是对性交现代性的妨碍。这种妨碍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性交过程中的男女两性自身还缺少现代精神，在直接性交过程中自己掺杂了过多的道德因素；一是社会道德规范的保守主义过分覆盖到了人们的直接性交过程中，对人们的直接性交过程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
两性性交的过程是两性性交原欲的集中爆发和满足的过程。弗洛伊德即已证明，性欲的被抑制会导致人的精神紊乱。因此，性交的过程是两性性欲的释放，是两性心理或精神的平衡。但是，释放并不是获得心理或精神平衡的唯一途径，心理学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平衡，释放是必要的，但抑制也同样是必要的。释放与抑制，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对心理和精神的控制。只有被控制了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才能是平衡的。在整个的控制过程中，在一定的状态下，人可能更需要释放，在另一种状态下，人可能更需要抑制。在某一个释放过程中，也会需要一定的抑制，是释放中的抑制。在某一个抑制过程中，也会需要一定的释放，是抑制中的释放。过度的或不恰当的抑制会导致心理、精神紊乱，过度的或不恰当的释放也同样会导致心理、精神紊乱。
心理、精神的控制对性交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弗洛伊德已经充分地描述了性欲压抑的后果，证明了性欲获得满足的必要性，相关的理论已经构成了现代人追求性解放的有力依据，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性欲的满足过程是对性欲满足的控制过程，其中，包含着对性欲的抑制机制。没有抑制的性欲释放虽然会获得快感满足，但更会伴随着深刻的痛苦。
可见，性交的过程并不是情欲的简单释放，它始终要贯穿着意志控制，包含着一定的理性因素，是以赤裸的方式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人格的过程。两性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深刻的自然历史关系，不仅体现了人的生理、心理状况，而且也体现了人的观念和基本历史特征。
写于2002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