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女孩，从卑微的出生地迁居到大都市，充满野心地把头发染成金色，一步一步成就了国际性的声誉，可是即使她已为数百万的人所崇拜，却仍承担了天使的美名与娼妇的恶名——埃娃·庇隆是前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第二夫人，被奉为“美洲圣女”，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埃维塔”，她的一生充满着传奇式的故事。
童年时代
埃娃的家乡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大草原上。她母亲菊娜·德杜阿特虽有点发胖但却美貌动人。她把女儿打扮得逗人喜欢，希望她们长大后受人尊敬，并嫁个好婆家。可菊娜本人像“牛马”一样被卖给一个不正派的当地人德杜阿特。他在洛斯托尔多斯村买下了一个牧场，把菊娜安置在牧场，既当厨师又当主妇。
1919年，埃娃出生在这个牧场里。不久，她父亲离家到外地干活，抛弃了妻子、4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菊娜带着一群孩子被迫逃离草原，来到铁路沿线的小镇巨宁，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不久，菊娜要把女儿嫁给有钱人的梦想实现了，两个大女儿分别跟一名士兵和一位律师成了亲。但是，埃娃却与姐姐不同，有自己的追求，想成为演员。据说，埃娃偷偷来到一个歌唱演员的化妆室，主动勾引他跟她相爱。不久，两人一起私奔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放荡的生活。当时，她才15岁，像只“丑小鸭”，身体尚未发育，苍白的脸，瘦小的身躯，胸部臀部还不丰满，惟有一双水灵的眼睛具有相当的魅力。
新的天地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埃娃成了街头流浪少女，经常忍饥挨饿，但毕竟进了新天地。她好不容易进入了演艺圈，但受尽凌辱和欺诈。有时，她有机会扮演配角。后来，她慢慢学会了屈从于导演、著名演员和文艺评论家等的性方面的要求，以便获得演剧的机会，虽然不光彩，也强忍着。
她认为她所选择的相爱者能帮助她走出困境，男人不是她的目的，只不过是必要的手段而已。她常在广播电台办公楼的门口等，盼着有人把她带走。
1939年，她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她被电台一个明星雇佣。她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杂志上，长长的秀发披在肩头。她开始起用“埃维塔”作为她的艺名。观众一看就认出她傻呵呵的笑脸。她终于有了固定的收入，用不着为温饱去追求男性。她对他们似乎怀有深仇大恨，被公认为一个冷酷无情缺乏性欲的女性。但对听众来说，她却是另外一个形象，听众喜欢她。
在早上，广场上聚集着许多家庭主妇和妇女收听广播。广播节目中，一个动听的女音带着丰富的感情讲述了一个贫苦女孩与一个富裕家庭的小老板相爱的故事。广播员就是埃娃，她个人的经历跟故事中的主人翁很相似，她的声音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有的甚至开始对她产生个人崇拜。她的声望越来越高，收入也增加了，最后居住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豪华住宅区，成了有名的广播员。
情投意和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联合军官团”效法欧洲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人中培养自己势力，拉拢中下级军官。1943年，庇隆参加的“联合军官团”政变成功，他成了国家的要员。
就在这转折时期，埃娃很快成了介绍著名妇女的节目主持人，同时，她积极帮助建立阿根廷广播协会，通过这个组织帮助政府控制舆论界人士。在活动中，埃娃认识了新政府的劳工部长庇隆。他高高的身躯十分魁梧，方方的脸经常带有微笑，身穿雪白的军服，发表同情劳苦大众的演讲。他黑色的头发和鹰钩鼻子使人看不出他是印第安人的后裔。庇隆很早丧妻，需要一个年轻漂亮并与电台有交往的妇女来帮助他发展事业。他既没有时间也缺乏跟妇女交往的经验。而这时的埃娃正想寻找一位有权势的男子作为靠山
有关他们俩幽会的故事很多，大致是她擅自来到庇隆发表演讲的会场，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话，后来共进晚餐，又来到房间……当年庇隆48岁，身边只有一个声称为他的女儿的姑娘当他的女管家。他一直想要找一个女性，而埃娃的条件正符合他需要。当年埃娃才24岁。
如果说，他们在第一夜就上床寻欢作乐，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说，一个总是冷冰冰的，一个是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埃娃在年轻时遭到过男子的凌辱，对男性总有厌恶情绪，对付男性却多少有些经验。庇隆在性欲上没有活力，但可以当她依靠的对象。
庇隆和埃娃之间性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反而使得她感到十分自由，可以较容易去关心更严肃的课题，即政治。权力和政治更吸引着她。她经常认真听庇隆跟别人讨论政治问题，并从旁提醒庇隆谁可以信赖，谁不可靠。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庇隆的影响大大扩大了，担任了国防部长和副总统，同时又掌握着工会组织的领导权。依靠了他的权势，埃娃成了阿根廷电台“工薪最高”的雇员。
患难与共
庇隆极力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支持劳工运动，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反对解雇工人，鼓励工人组织工会，并关心各行业工会的发展。庇隆利用手中的军权在军队里培植亲信，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军官，组成以他为核心的上校集团取代“联合军官团”，任命陆军上校贝利斯科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备司令。他的措施触犯了大农场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引起了高级将领的忧虑，他们组成了反对庇隆的政治联盟。
1945年10月9日，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阿瓦洛斯将军指挥军队和民众包围了总统府，勒令庇隆下台。庇隆被迫辞去副总统、国防部长和工会领导人的职务并被软禁起来。
埃娃偷偷从软禁中逃出找到了庇隆的好友、劳工运功的领导人雷亚斯。在他的帮助下，埃娃组织了一次成功的示威游行，提出“庇隆万岁”、“我们要庇隆”以及反对政变等口号。形势发展很快，政变当局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庇隆重新回到了总统府。几天后，庇隆和埃娃公开在教堂里举行象征胜利的婚礼。当年，庇隆正50岁，而埃娃只26岁。
辉煌年代
1946年2月，庇隆在大选中以多数票获胜。埃娃也就成了第一夫人，开始发展了她独立的个性，她跟工人打成一片，帮助解决问题，成了一名出色的调节员。她善于用简明的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先是多次重复她的观点，然后突然提出一建议，似乎问题就解决了。她经常利用庇隆常讲的话来鼓动工人。她说：“我来自人民，我的心流着鲜红的血，经常发出呼唤的哭声。”她的秘诀是不断重复自己观点，获得民众信任，然后在他们中间竖起崇拜的偶像。在她控制下的政府刊物《民主》刊登了她的大幅照片，发行量成倍增加，许多妇女把照片剪下来，跟圣像贴在一起。一群穿得很破旧的妇女从内地来到首都，到《民主》杂志社去见她，并要她把头上的发髻永远保持下去。从此，她的发髻紧贴在她裸露的脖子上，脸上几乎不化妆，只在耳朵上挂着不显眼的耳环。这就是她最新也是永久的形象。
庇隆设法从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谣传是纳粹的宝库那里搜刮了许多捐款，而埃娃藉此设立了一个又一个慈善基金会。
尽管埃娃有这样多无私的慈善事业，她已绝不是一名裹在粗麻布服里的救世主。她穿着Balenciaga与Dior的服饰，佩戴Van
Cleef或Arpels的珠宝。若她能够在水上行走，她绝对会穿着她的Ferragamo晚宴鞋。学校课本把她形容得好像头上戴着光圈，而其实她偏爱戴的是Reboux或Paulette的帽子。
她综合了魅惑的魔力与慈悲的善心，使得群众深受鼓舞、为她疯狂；然而统治阶级却对她深恶痛绝，他们觉得她是一名贪婪、粗鄙又热衷权力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埃娃很懂得反击敌人之道。在电影明星时代所结下的怨，在她得势后，便以权力将从前敌手的事业给粉碎了。而当那些傲慢的达官显贵又再重新散布谣言，说她曾经当过妓女，她在怒气冲冲之余，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些显贵的女儿们逮捕起来，把她们送进监狱，与街头的流浪汉同处一室。
埃娃走了
建立基金会后，埃娃更忙了。她把总统府里没有使用的车库变成了基金会的活动室。每晚，庇隆睡觉了，她就下楼去把鞋子、白糖、锅、衣服等救济物资装入箱子里，然后发给等在门外的贫苦民众。
她工作十分紧张，早上7点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4点。1950年，她得了子宫癌，但并不因此改变她生活的节奏。
1951年，她仍然继续勤奋工作，把疾病放在脑后，工会建议她在大选中出来竞选副总统。但庇隆心中有数，埃娃比他自己更受民众爱戴，拒绝了工会的建议。8月，在百万人参加的总统推选大会上，庇隆说服了埃娃并宣布这项决定。从此，她身体和精神上很快走下坡路，病情每况愈下。
第二年6月，庇隆开始了总统第二任期，埃娃的体重减轻到仅80磅。在庆祝典礼上，她跟庇隆平排站在高级检阅车上，大夫给她打了吗啡针，并用石膏套支撑她的身躯，外面再罩上皮大衣。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她的右臂一直举着，显然也有支撑物把手臂托起。
庆典后回到总统府，庇隆把她搬到总统府内一间离他卧室很远的小屋，因为他不愿看她临死前的悲惨状况，闻刺鼻的臭气和听剧疼引起的惨叫声。7月26日，总统府宣布：“埃娃走了”，她只活了33岁。埃娃死后，阿根廷隆重悼念她。整整7天，人们举行各种祈祷和追悼仪式，公共活动都停止了。民众称她为“美洲圣女”，她的遗体放在玻璃棺材里供人瞻仰。1955年，庇隆被军事政变推翻，埃娃的遗体也遭了殃。新上台的临时总统担心埃娃的影响可能动摇他的统治，把她的遗体偷偷运到意大利。1971年，埃娃的遗体还给了在西班牙避难的庇隆。直到1974年，停放在国外19年之久的埃娃遗体才重新运回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工会为了纪念她举行了24小时的罢工，并宣布她遗体回国那天，即11月17日为“全国欢迎日”。
身前死后，埃娃都是一个传奇。
